股民诉讼路难走(2002)

今年年初，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重申公司法规定的股民诉讼的权利。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上述通知，并声称其他证券欺诈案件亦将逐步受理。在相关股民们为此欢欣鼓舞并着手起诉相关上市公司时，我们要说：股民诉讼之路依然难走。

姑且不论虚假陈述民事侵权案件只是证券欺诈案件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的证券欺诈案件还是欲告无门，单就该通知对虚假陈述民事侵权案件的受理所设置的诸多限制而言，股民诉讼依然困难重重。

首先，法院受理虚假陈述民事侵权案件，须以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已对虚假陈述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为前提，股民诉讼必须将查处结果作为民事诉讼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将对虚假陈述的事实认定交给中国证监会决定，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中国证监会更专业，这个做法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颇为相似，然而陪审团是随机成立的，具有独立性和公正性，而中国证监会是法定的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其不能独立于证券市场之外作出公正决定，它不得不权衡各方面的利害关系。而且，中国证监会作为行政机关，其执法行为必须经受司法审查，也就是说，相关被处罚的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样，最终认定虚假陈述行为的并不是通知所规定的中国证监会，而是人民法院。该通知事实上将此认定权由更加熟悉经济审判的民事审判庭转移给了行政审判庭。

将中国证监会的生效处罚决定作为民事诉讼的前置条件，其直接的后果是股民诉讼之路将更加漫长，损失无法及时挽回。中国证监会的调查与处罚将会是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是否处罚也得由中国证监会决定。假定中国证监会作出了处罚决定，上市公司即使仅仅是为了拖延被诉的时间也会申请复议，然后不服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还可以提起上诉。如果在这过程中，上市公司在每个环节均败诉，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才能生效。将中国证监会的生效处罚决定作为民事诉讼的前置条件的另一后果就是股民即使胜诉，也可能得不到赔偿。《证券法》规定如果上市公司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按照通知设定的程序，将会出现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而民事诉讼尚在进行之中，最终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局面，《证券法》保护投资者权益的规定也会因此而落空。此外，该通知将直接导致中国证监会疲于应诉，因为上市公司为拖延被诉时间要提起行政诉讼，股民为保护其合法权益，也会要求中国证监会对虚假陈述行为进行调查并处罚，若中国证监会不履行法定职责，股民也会提起行政诉讼。

其次，通知规定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人民法院应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集团诉讼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称之为代表人诉讼，当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时，可以由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特别在当事人人数不确定的情况下，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代表人诉讼通常适用于证券欺诈、环境污染、虚假广告、产品责任等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此类案件适用代表人诉讼可以降低诉讼成本、方便诉讼。证券欺诈案件适用代表人诉讼于股民于法院皆是好事，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不仅对参加登记的股民发生效力，而且适用于未登记但在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股民。也就是说，只要代表人诉讼获胜，受到同样欺诈的股民只要参加登记或提起诉讼均可得到同等的赔偿。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通知排除了集团诉讼的可能性，而且在管辖上设置了更多障碍。

第三，通知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统一实行原告就被告的原则，股民只能向上市公司所在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者经济特区中级法院起诉上市公司，不起诉上市公司、单起诉机构和自然人的，只能向机构所在地法院起诉。我们知道，上市公司均是各地的优秀企业，其能够上市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各地政府努力的结果，甚至不排除政府参与做假的可能，在存在比较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的背景下，由上市公司所在地法院审理该类案件，其诉讼前景令人堪忧。而且，在我国，深受证券欺诈之苦的往往是中小投资者，要求他们单独到上市公司所在地起诉，无疑会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在诉讼前景不明，且要承担较大经济支出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就近起诉被处罚的机构，很多人可能只能被迫放弃起诉的权利。

此外，股民诉讼还得面临如何证明虚假陈述与投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损失的计算、举证等技术性的障碍。我们期待最高人民法院能够进一步放宽证券欺诈民事赔偿诉讼的限制，让股民们能够轻松地拿起法律武器，依法维护法律赋予的权利，这不仅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对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大有裨益。

（网友：上海市浩华律师事务所 杨春宝）

来源：人民网 2002年8月31日 （责任编辑：夏爱平）